我写的《大道30》曾挖掘了这点往事：

“1991年4月，深圳赛马俱乐部在香蜜湖成立，香蜜湖娱乐业达到了最极端的程度。这个硕大的赛马场，搞的有奖智力公益赛马，具有香港赌马性质，成为香蜜湖最大的看点。

经过多年的无照驾驶，1997年深圳赛马场被迫关门，这个改革开放过了头的尝试，只能是深圳移民们的一份特殊的追忆。”

我本人有亲身经历为证。大约是1996年，我和报社几位同事，怀揣着新鲜和刺激前往香蜜湖赛马场。

大概是在目前的香蜜湖食街这个位置，一个小型足球场大小的场地，看台长约百米。不论贫富，自由出入，人头攒动。

公告牌上写着竞赛细则，我和同事们看了半天，每人掏出二三十元，买了赌马券。

开赛前，到看台旁的马圈里相马，十匹左右即将参赛的骏马，来回游走，似乎听得到铁蹄声，气氛顿时紧张。懂行的指指点点，我们这些来凑热闹的随之惊叹不断。

比赛开始，马儿绕场奔腾。在赌马券上，我们已经填好了自己心目中冠军的名号，据说最赚钱的是能把前三名都赌对。

比赛结束，有人欢呼有人叹惋，一位姓孙的同事一下子赚了2400元——没错，我清楚地记得这个数字。其他人都打了水漂，大家吆喝着去八卦岭食街吃火锅庆祝，自然是赢家埋单。

深圳和海南，一个是最早最成功的经济特区，一个是面积最大的经济特区。30多年来，两特区渊源颇深，经历有共同之处，相互间有过较劲，最终却路走两边。

1988年，海南建省、成立经济特区，首任省长梁湘，便是担任过深圳市委书记、市长，为80年代改革开放的风云人物，对深圳的成功起到过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
启用梁湘，是冀望将深圳经验移植到海南岛，可惜89年后，梁湘沉寂下去。此后，深圳成功的因素，似乎并未在海南大显神通。

1988年后，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，深圳、海南成了内地人下海的两大目的地。像深圳一样，海南在改革开放上也有过很多尝试，甚至提出过比深圳更大胆的目标。

1988年，海南大举开发洋浦，香港熊谷组租地70年，引起200多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反对的“洋浦风波”，最终在邓小平支持下打破僵局。

但是，洋浦并没有搞起来，即便现在也籍籍无名。熊谷组苦撑了些年月便撤退了。

与之不同的是，90年代中期，熊谷组在深圳建成亚洲第一高楼地王大厦，至今威风不倒。

很难用一篇文章分析得出深圳、海南两大经济特区的路径与成败。只需对比几个数字，便能看出异同。

海南的面积是3.54万平方公里，为深圳的17.7倍；2017年海南省GDP4462亿元，为深圳的20%。

海南基本上只出了一个像样的名企海航，备受争议。深圳本土制造的华为、腾讯、平安、招行、比亚迪、万科、大疆都声名卓著。

其实，海南出产的企业家不只是陈锋，还有在海南炒地皮发家的冯仑、潘石屹等为代表的地产派，但海南基因最终局限了他们的成就。

海南毁在房地产。八九十年代海南建省起步，产业未兴，地皮炒上了天；2010年海南建国际旅游岛，房地产占领了几乎所有最好的海岸线。

在儋州，恒大地产居然填海8平方公里，建设开发一朵鲜花形状的房地产项目海花岛，真是太花了。

深圳成立特区后，一直老老实实做产业，先是世界工厂，之后升级为高科技产业基地，现在成为中国科技创新产业中心。

房价高也是深圳的心病，但深圳的房价是“住”上去的，不光是“炒”上去的，纯属地盘太小、需求太强导致。

中央给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超高定位，《环球时报》鼓吹为“加强版的深圳”、新时代“超级深圳”。前不久形容雄安也是这类辞藻。

海南孤悬南海，没有大陆作为经济腹地，以传统方式很难有大作为，建成自由贸易区，似乎是仅有的选项，假如能够避免再次被房地产利用。

海南飞天，粤港澳大湾区无疑会落寞难堪，内地诸省也不能不嫉妒。但是，深圳应该感到高兴。

海南关税开放、允许博彩赛马，说明新时代经济改革的力度空前，海南的兴奋剂正是深圳的定心丸。同为特区，海南受宠，对深圳长远来看是好事。

不过，海南深圳两大特区的路，似乎会越走越远。

两特区都有大量移民，甚至都是以移民为主导的地方，海南大多是享受型的东北候鸟，而深圳的移民却大都是拼命啄食奋斗的鸟儿，一群极其相似的鸟组成一支庞大的阵列。

这次海南新政，政策上写了，要吸引洋鸟、海归鸟，加上东北候鸟、内地土豪鸟，真可谓众鸟喧哗。

两类不同的鸟，飞向不同的地方，因为它们有不同的赛道。

中央给海南插上了一个巨大人工翅膀，想让它飞出新的海上丝绸之路。深圳这只鸟，早年乘风而起，翅膀硬了，它知道往哪儿飞、怎么飞。

好风凭借力，送我上青天。但对鸟来说，更重要的是自由——主人给的自由和自己创造的自由。